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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据”说三明 四代人的春运回家路

来源:三明档案局编辑: 查看数0评论0

1951年的辛卯年春节,话剧《龙须沟》的上演成为了很多人对新中国第一个兔年的共同记忆。与之相反是的,这一年“春节还乡旅客服务委员会”的设立却没有引起关注。其实,这是新中国最早关于春节返乡的记载。

春运,一开始称“春节客运”,后来叫“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”,现在就简化为“春运”。春运返乡,也是自上世纪50年以来我们国家一年一遇的社会问题。

1953年2月8日,“春节客运”的字眼首次出现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同年9月,铁道部在对春节旅客运输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,第一次明确春运期限为春节前后一个月。

春运,对当时的三明还是很陌生的。因为那时候,我们的交通太闭塞了。永安车站只有三班客车,路线是:

●   永安——南平,隔日一班

停靠三元、沙县;

●   永安——长汀,隔日一班

停靠小陶、菇田、连城;

●   南平——沙县,隔日一班。

不仅进出班次少,公路标准也很低,质量差,许多路线断断续续的通车。一直到1957年1月,鹰厦铁路建成通车,穿越沙县、三明、永安三县市,这才将三明与全省、全国联系在了一起,也给三明带来了发展的希望。

1959年1月1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对春节回家旅客的几点希望》,其中第一点中提出“凡是路程比较短、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,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,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,不要去搭坐火车、汽车和轮船”。当然了,这时候的三明仍然没有春运的氛围。因为那时候三明还在“大雨小干、小雨大干,无风无雨,拼命干”

1958年6月,三明开始了工业基地建设,许多建设者陆陆续续由祖国的四面八方聚集而来。每年,按规定给不允许带家属的工人有12天探亲假,来回路程可以报销,路程消耗的时间还不计在内。

但同时,1959年也是三明工业基地建设的关键时期。那时三钢已经在元旦顺利出钢,建设者们来不及庆祝就投入了紧张的“出铁”任务中。参与基地建设的9128部队解放军战士们率先发起了争夺红旗的劳动竞赛,以集体为单位,谁完成的任务多,红旗就插在谁名下。这种竞赛的形式以飞快的速度延伸到了工地的每一个角落。春节期间,为了保证自己的红旗不丢,工地上流行起发“春节不回家,出勤百分百”的《挑战书》。据,1959年的春节,三明工地上有90%的民工在坚持参加建设。

直到,1962年。

1962年,三明工业基地初具规模,再加上数以万计的工人随着迁明企业陆续迁明。于是,三明也开始有了“春运”的味道。


1965年 王先生  29岁

由三明至上海

想到这段往事,王老先生第一反应就是“春节坐火车,就那一次了。至今都是错峰出行。实在是太挤了。”有多挤呢,他回忆着说:

那是随厂迁明的第三个年头,春节和妻子一起抱着个婴儿回家探亲。我提着大包小包,妻子抱着孩子,相拥相扶,被后面的人推着上了火车。抬眼望去,行李架上不但塞着行李,还躺着孩子。那时候火车上的座位就是木板凳,长长的板凳下面有人半躺,有人半卧,周围左右塞满了东西。别说车厢里了,连车厢连接处甚至洗手间都塞满了人。妻子没办法了,只好把孩子裹得严实一些放在车厢连接处的洗脸盆中。那时候,没有餐车,也没人喊饿,大家吃着自带的干粮,冷风呼呼地往车里灌着,车轮哐当哐当前进……


1979年  许先生  30岁

由三明至天津


说到春节回家,许先生最感慨的就是“人,比电报快”。

人到家了,在家吃饭呢,大队的广播开始响起来了“许XX,到大队办公室,有你的电报”。

既然电报这么慢,那为什么还要打电报呢?

“因为不想走那十几里路啊”

那时候路网还不发达,家在城市还好一些,家在农村那是现实版的“人在囧途”:火车,换乘火车、汽车,再走上大半天的路。所以人们在出行前大多会给家里的亲人们打一封电报,希望家人骑上二八大杠到车站接一接。因为挂号信很慢,再加上车辆往往都不准点,很多时候都接不着。

上世纪80年代左右,为了增强铁路运力,将装货物的棚车简单改造为客车,被称为“棚代客车”。

1978年,在北京站等候签字中转的旅客。

1986年,因为劳累在站前广场休息的候车乘客

那时候经过三明的列车,只有鹰潭——厦门对开列车、上海——厦门往返特快列车、南京——厦门往返快车。在鹰潭换乘,是许多人出行的必然选择。大多数的时候换乘都得等上好久,有时是三五个小时,有时要等上十来个小时。火车站里常常见到大包小包在候车室里过夜的人。

全省第一个好路段——建宁公路段


郊区公交站


和许先生相比,家在省内的人可以幸福多了。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,汽车客运网络已经初步形成,在春运中也开始为铁路分流减压。三明市区到本地区各县每天都有不少于一班客班车,三明——永安、三明——沙县,每天有四五班客班车。永安同永春、连城、上杭、长汀通了班车;宁化与龙岩、长汀甚至江西的石城通了班车;尤溪与南平、福州;大田与德化、永春都开通了班车。由于公路运输更加方便灵活,客运量逐年增加。特别是到了80年代,短途春运已然成为公路客运的天下。1985年春节的春运,三明火车站、永安火车站进出列车828列次,发送旅客20.81万人次;地方交通发送客运3056班次,人数21万人次。

这个时期,途经三明的旅客还有一个特殊的感受,那就是“三明的服务态度,老好了”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,伴随着倡导优质服务、“岗位学雷锋、行业树新风”、十大窗口文明竞赛,礼貌用语十个字(请、您好、对不起、谢谢、再见)等活动,三明尝试各种便民措施,努力提升服务质量,让旅客“满意在三明”。

1982年,有一位乘客给当时三明地辖市委书记写信,反映沙县火车站售票员态度恶劣的问题。市委书记批示要求全站的职工反思问题,举一反三找出差距,并去信致歉。1984年春运期间,为了保证旅客吃上饭,喝上水,三明火车站调集了大量副食品和本地特产供应旅客,车站客运室准备了三部流动开水车。全市交通系统还倡导“一人辛苦、万人方便”的精神,送票上门3000多张,通过电话信件预定车票4730多张。三明汽车站为了让旅客平安愉快地回家过年,售票、行包托运等项目都开通了夜间服务,还增设了火车站起点班车,使刚下火车的乘客也能迅速转车回家,让乘客走得了、走得及时,走得好。


1999年 小许  18岁

由大连至三明

2008年 小文  23岁

由厦门至三明


1999年,小许刚上大一,准备从大连回三明过年!因为大连到三明没有直达列车,所以需要到北京转车。大连是始发站,这一程小伙子躺着卧铺,甚是惬意。但是,到了北京中转,这票可就难买了。几十个高校,数十万的学生放寒假返乡,别说卧铺票了,就连站票都是“一票难求”。从北京到三明,两天一夜,真真是一站到底。不仅如此,90年代经济体制了发生重大变化,“民工流”席卷全国,“学生流”交汇“民工流”,成为了春运的主力军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三明火车站


1995年3月12日,《人民日报》再次对春运进行了报道——《为了千万民工有序流动》。“票难买”“高价票”“黄牛票”“找熟人”,是人们对90年代春运的共同记忆。

同样是80后,同样是上大学,在厦门上大学的小文对“买票难”就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了。因2003年开通的“三明号”,拉近了三明与厦门的山海距离,8点40分由厦门准点出发,14时40分抵达三明,全程用时仅6小时。虽然只有6个小时,但车厢拥挤嘈杂,车内空气不流通,更别说卫生间异味难忍。到了下车的时候,也是一路“风尘仆仆”。


2018年  朵儿  5岁

由三明至上海


2018年春节的正月初一,只有四岁的小朵儿也开始体验“春运”。她要和爸爸妈妈到上海度假去。赶着黄金周旅行成为新风尚,“旅客流”汇入春运大军。

2012年元旦,全国所有旅客列车实行车票实名制,打破了延续数十年的先候车再验票乘车的模式,改为先验票后候车;列车时速由60公里成倍提升,动车时代使朝发夕至不再少见;同时网站、客户端购票逐渐普及,买票成为一件动动手指的小事。体面的奔忙是现在人们对春运的感受。不仅如此,出行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,三明机场、三明站陆续建成,高速公路四通八达,三明出发,日行千里。

家还是那个家,回乡之路却早已不是同一条。千里故乡能一日往返,这背后是改革的一日千里。为了破解“人在囧途”,车辆提速、路网加密,各大铁路局完成公司化改革,新一轮民航运价改革启动,让曾经“过年回你妈家还是回我妈家”这道“送命题”成了“送分题”。过年啊,我们先去“你妈家”,再去“我妈家”,然后我们来个“自由行”!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70载光阴,中国在变,春运也在变,“春运的车轮”与“改革的车轮”一直同行。从1亿人到30亿人,从绿皮车到复兴号,从松松垮垮的蛇皮袋到硬朗优质的行李箱, 数十节“时光车厢”整齐地连缀在一起,既展示了春运的速度与深度之变,更展示了中国前行的车轮是如何一次次作别历史的站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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